潘漢年反對開會的形式主義

發稿時間:2020-04-26 17:15      編輯:孔燕

  潘漢年反對開會的形式主義

  開會一定要解決實際問題

 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,各方面動員工作的壓力很大。因此,通過開會來布置工作、協調解決問題很正常。但不正常的是,這一時期的會議太頻繁。有的鄉“每個月開十多次”,而且一開就開長會,“有從晚上開到天曉才散,農忙時也是這樣”,導致干部把開會當作一種負擔。

  與會人員要精準,發言要簡單明了

  潘漢年認為,會議時間不宜過長。在當時,會議之所以持續那么長時間,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。

  一是與會人員過于寬泛。當時干部似乎有個錯覺,好像與會人員越多就越重視一般。為此,潘漢年說:“我曾看到一次區書聯席會議,討論紅五月工作,莫明其妙的各區婦女部長也一齊列席,出席的人是縣委書記,少共書記,組織部長,宣傳部長,還有其他工作人員?!?/p>

  二是發言環節多、長篇大論多。當時,開一次區書聯席會,往往要先由縣委書記作報告,之后是少共書記、組織部長、宣傳部長、婦女部長等人補充。這樣,“重重復復拉拉扯扯從清早到下午四點鐘”。晚飯后,各區與會代表還要發表意見,而且,“個個能夠像縣委人員一樣,大篇名詞與背誦決議,說得很漂亮”。

  潘漢年認為,上述方法是不妥的,也毫無效率可言。要想會議開得高效,與會人員就必須精準。既然是開區書聯席會議,與會人員就應該嚴格地限制在各區區委書記這個范圍。至于發言,既要減少發言環節,也要限制與會人員“長篇大論”,發言要簡單明了。這樣,才能使會議開得更加有效,也有利于各項工作的推動。

  明確會議主題,要有具體的、單獨的討論

  在調查過程中,潘漢年還發現一個問題:“縣委縣蘇有計劃的去討論與檢查每一區、或某一個單位的工作,從來不做討論題目,黨與蘇維埃及其他群眾團體都是千篇一律?!迸藵h年曾問一個組織部長:“你們自己感覺到這種開會辦法有沒有效果?”對方回答:“不能斷定!”

  會議開得效率低下還有一個原因,那就是沒有具體的、單獨的討論。在一次組織部長聯席會議上,潘漢年發現,會議采取的仍然是“講演式的辦法”,而且“最后也沒有人發表意見”。類似的會議,從縣開到區,從區開到鄉,干部苦不堪言,特別是縣委書記。要體現出對工作的重視、要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,縣委書記不得不整天參加各種會議,而且每種會議都要作報告,但同樣,“在會議中具體討論是看不到”。至于區一級的工作方式,問題似乎更為嚴重。

  應該怎樣去解決開會的實效性問題?

  潘漢年認為,首先應該將“上面來的文件迅速翻印下去”,使參會人員事先了解會議的主題并做深入思考。其次,要委托一個負責同志,“把中心工作的意見簡單明了的報告一下,然后提出區委執行這工作的具體步驟與應當注意的幾個重要問題,多讓出時間來,要各區書發表他們想到的執行這一工作的處置辦法”。在討論之后,再由負責同志做一個結論,進一步明確工作如何布置、分工,什么時候檢查,哪些錯誤傾向要防止,等等。只有這樣,才能提高會議的實效性。

  重視檢查分析,抓好會議精神落實

  會議結束并不意味著工作就解決了,相反,還需要進一步抓好落實。當時的楊殷縣,“不經常檢閱下級工作,不給以具體指示”“派了突擊隊下去,好像他們的責任就完了”。至于突擊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、突擊隊本身工作如何,他們一概不管,一切工作“只有等候突擊隊回來才知道”。這一工作方式必然帶來一系列問題。例如該縣有一個區,聯席會議決定某個月要擴大紅軍200人,其中,工人30人。其間一直沒有檢查,但到總結的時候才發現“工會與青年都沒有完成或完全沒有做到自己人認出的數目”。

  對此,潘漢年指出:“每一個工作的進行,不是等到最后才檢查,空洞的提出幾句漂亮話的自我批評的口號(如說一些動員不夠,宣傳不好等)。在每個工作進行中,縣委要能了解區委的執行狀況,區委要了解支部執行狀況,這樣可以及時糾正發現的錯誤與必須解決的問題?!睕]有這種檢查,“每個中心工作到月底不能完成的原因在哪里也不能具體指出了”。

  在檢查過程中,還要善于去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。例如,該縣均村區有一個模范連,有20余人報名參加了紅軍,但同時又宣稱如不是整連去當紅軍,他們就不光榮,自己也就不去,用這個方法拒絕區委要他們立即集中。對這個問題,突擊隊與區委幾乎是束手無策,他們“既不去查問這意見是不是有個別壞分子起領導作用,又不去分頭找個別積極分子做宣傳解釋,尤其對這連的連排長表示不愿意當紅軍的消極,未采取有力的斗爭”。

  來源:《中國紀檢監察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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